在自己的Note7炸機后，他相繼遇到了三星請他噤聲、號稱質(zhì)檢部門的人士要求無條件要收走手機、媒體爭相聯(lián)系但沒有后續(xù)進展、辭職進京要說法被視為炒作、被已經(jīng)收錢了事的Note7炸機機主鄙視等一系列出乎意料的事件。
張思童，男，25歲，遼寧撫順人，前消防部隊士兵。如果他沒有買那部三星Note7，本來可以過著正常的日子，數(shù)月之后去國企上班。
可這位三星老用戶怎么也沒想到，新買的Note7只用了不到半個月就炸機了，他的生活也隨之改變。
一、炸機
張思童一直用的是三星，上一部手機是Note3，壞了，修手機的說修好要800塊，他想，三年多了，重買個手機吧。
他不愛好穿、吃的東西也不太挑，但覺得“出門可以不帶錢不帶身份證不帶鑰匙，但是必須帶手機”，他攢了三個月的錢，把一些吃、穿、住、抽煙的錢省出來，買了一部Note7。
張思童之前也看到過Note7炸機的新聞，但他看新聞說三星9月初出了公告，說中國沒問題，“信任么，所以就買了”。
結(jié)果，9月8號買，10號早上收到，26號爆炸。
張思童看到三星這樣的聲明之后放心地買了Note7
張思童是干銷售的。手機資料他只備份了電話，但是客戶家在哪兒住，房子多大，喜歡什么樣的車，他一張一張寫的、拍的資料，都沒有了。
炸機當天，他也燙傷了，張思童對此倒不是很在意，“我是消防兵出身，完了沒啥事，現(xiàn)在都很長時間了，好了”。他更在意資料丟失，“你問問跑銷售的，客戶資料很重要啊，客戶資料都沒了，我沒法繼續(xù)干下去了。”
張思童第一步打了三星的客服電話，但他聽到電話里是韓語，聽不懂，轉(zhuǎn)而給天貓客服打電話，聯(lián)系到三星，可結(jié)果讓他“非常不滿意”。
二、被激怒
“他們（三星）說要收走我手機，還要收走我的錄像，并且不讓傳播。我感覺不對。當時我還不知道中國有人炸機了，我說萬一別人不知道，也拿著這手機那不完蛋了么？”張思童就沒同意，雖然三星說要給他六千塊錢再加一部新Note7，“我當時就問他們，Note7給你你敢用么？”
讓張思童走上維權(quán)之路的原因，還有三星中國9月29日的公告。
9月29號，三星發(fā)布聲明稱經(jīng)三星及第三方機構(gòu)泰爾實驗室檢測，中國“炸機”的兩臺機器為“外部熱沖擊”導致
張思童看到公告中稱“炸機”的兩臺機器為“外部熱沖擊”導致后，生氣了。他不明白：“美國一炸，人家都不需要證明這個事情，中國一炸就得做實驗，做完實驗還說是外力所致，還要索賠消費者，為什么差別這么大？”
“我作為一個男人，對方都欺負到頭上來了，忍不了，”但張思童克制住了自己，“我也不能打他們一頓吧，這個事情是有人能管他們的，所以我堅定找央視，找國家”。
談到國家，張思童又變得激動起來：“我們中國人的品質(zhì)有問題么？”
三、雙重標準
張思童的質(zhì)疑，三星四年前也遇到過。
2012年，三星爆發(fā)字庫門事件，在發(fā)現(xiàn)芯片缺陷問題后，三星官方為海外用戶提供了免費維修服務，而大陸國行用戶卻需高價有償維修。如果不是政府機構(gòu)介入以及大量媒體的曝光，國內(nèi)用戶不知何時才能獲得公平對待。
三星不是唯一在中國大陸地區(qū)有過“雙重標準”的外國大公司。類似的例子，還有宜家“奪命抽屜柜”，麥當勞“抗生素漢堡”，豐田“召回門”……似乎每次出現(xiàn)質(zhì)量問題時，中國地區(qū)總是被忽略或者最后才被注意起來。
較高的訴訟成本，和較低的實際賠償，使得中國消費者在遇到問題時，往往不會選擇上訴。張思童也沒有上訴這個概念，“我一個人肯定不會（上訴），我自己沒有那么多錢，這超出了我的能力”。
不考慮訴訟是實際的決定，如果張思童選擇用訴訟方式對抗大公司時，往往只能孤軍奮戰(zhàn)，像美國那樣成熟的公益訴訟和集團訴訟仍然有很長一段路要走。
四、特別的一個
給錢私了和官方洗白，是大公司經(jīng)常采取的公關(guān)策略，但這并不能完全奏效。推諉責任，以及對消費者的淡漠，有時恰恰會激怒會消費者。
2011年，羅永浩就曾因為投訴西門子冰箱質(zhì)量問題屢屢得不到解決，當眾在北京西門子總部門前手舉鐵錘，將3臺西門子冰箱砸爛。
羅永浩憤怒的原因和張思童感覺被欺負的原因從源頭上是一樣的，三星中國聲稱是外力所致，而西門子當時否認質(zhì)量問題，羅永浩和張思童對官方解釋都不認同。
張思童也是特殊的一個。這個前消防兵比一般人更固執(zhí)一些。他覺得三星公布炸機是“外力所致”是一個虛偽的事實，他開始接觸媒體，“有事找記者，只有事情鬧大了，人們才會知道這件事情的重要性”。
在接受一個采訪后，他碰到一個號稱是質(zhì)檢部門的人，要無條件的收走他的手機做檢查。張思童讓他出示工作證，對方說是保密單位，出示不了工作證，張思童問他你能出示什么？對方告訴他只能告訴名字是啥。
“我就告訴他，我的手機也出示不了你，也處于保密狀態(tài)。”
張思童經(jīng)歷過此事后，警惕性提高了不少，圖為張思童評論一網(wǎng)友建議
在經(jīng)歷這樣的事后，張思童的警惕性高了，只要是有人采訪或者見他，他必須要看對方的證件，“有五六家媒體把工作證給我發(fā)過來，說我們替你維權(quán)，你安心上班吧。”
但張思童還是信不過，這些媒體采訪他之后很快就沒有后續(xù)了，“這讓我怎么信任？”所以即使是央視問他要手機，他也沒給：“我接受央視采訪的條件是不可能把手機交給他們自己檢測，我不放心，我要親手交給實驗室。”
為了自證清白，央視記者走的時候，張思童專門用膠條把自己炸掉的手機封存起來，他要在國慶之后到北京維權(quán)。
張思童所在的公司也知道了他要維權(quán)的事情，勸他不要把事情鬧大。張思童仔細一想，覺得公司也有道理，索性辭職了，“我要專門把這事弄明白，不耽誤自己也不能耽誤公司”。
10月6號，張思童坐上去北京的火車。他首先去了泰爾實驗室，那個曾經(jīng)檢測三星官方送檢機的第三方機構(gòu)，“我想親眼看看我這臺是不是也是他們說的外部熱沖擊導致的？”
這是央視記者陪著他去的：“去的時候三個專家都出門接我們了，沒有央視的話，我可能連檢測室的門都進不去。”
但泰爾實驗室告訴張思童，要去上海，三星就是在上海檢查的。
到了泰爾實驗室，張思童才拆開了之前用膠條封存好的Note7
沒有辦法，張思童決定再去問問三星的看法，他去了北京三星的華北總部，對方卻把他踢到望京店，“把我電子發(fā)票照片要走了，給我手機拍了兩張照片，然后不搭理我們了”。
他們說會和張思童聯(lián)系，但是到現(xiàn)在也沒人給他回復。
五、圍觀
最讓張思童失望的倒不是三星，而是眾人的圍觀。
小時候張思童在農(nóng)村度過很長時間，有外村人來，不管村里有多大矛盾，他們都會一致向外。他以為起碼中國Note7機主應該是這樣一個村子。
去北京前，張思童聯(lián)系到一位也炸機的機主，跟他說，我已經(jīng)聯(lián)系好央視了，給你報銷車費路費，對方說不了，不想把事情鬧大，只想三星給筆錢就完事。
張思童讓他再考慮考慮，一起站出來。見張思童那么堅持，這位也炸機的用戶才說出已經(jīng)把手機交給三星售后、拿錢私了的實情，“你鬧大了對你有什么好處，為什么不多拿一筆錢呢？”
張思童直接把他拉黑了，“我沒想太多，你不來，我一個人吧”。
讓他失望的事情還在后面。在網(wǎng)絡(luò)世界上，張思童見過要給他捐款的、要一起到消協(xié)維權(quán)的以及要提供各種幫助的人，可他沒見過這些人有什么實際行動。有Note7機主對張思童懷有敬意，想請他吃飯，張思童答應了，在約定地點等了對方兩小時，結(jié)果一直沒人來。“你來我請你都可以，但是你做不到的事情不要承諾”，他又把這個人拉黑了。
有人給張思童出主意，讓他帶個頭，帶幾位Note7機主一起行動。張思童說你們能找出五個敢來的人，我就敢?guī)銈円黄鹑ゾS權(quán)，結(jié)果連五個人也沒湊不起來。
“圍觀”而不行動，已經(jīng)是社交網(wǎng)絡(luò)上“懶人行動主義”（Slacktivism）的重要體現(xiàn)，當事件發(fā)生時，人們只愿意做一個“鍵盤俠”，而不愿意實際行動起來，中國有19萬Note7用戶，卻只有極少數(shù)人愿意行動起來。
當張思童辭職找說法的消息傳開后，網(wǎng)上也有一堆人質(zhì)疑他的動機，說他是為了出風頭、是要訛筆大錢。
一開始，張思童似乎并不在意，“我關(guān)心的朋友就那么幾個，不關(guān)心我的人我不在乎，人最窮只不過當個乞丐，怕他們什么呀”。但事情很快發(fā)生了變化，這位社交賬號主要依賴QQ、微信的前消防員，在啟用貼吧、微博、知乎等賬號之后，在網(wǎng)絡(luò)暴力面前似乎變得暴躁起來。“他們污蔑我我就罵回去”。
張思童自己總結(jié)出一個結(jié)論，“三星為什么區(qū)別對待？是因為中國人自己都不愿意管”。
六、召回
10月11號下午接近兩點，三星中國公告宣布召回中國大陸19萬臺Note7。目前，三星官網(wǎng)顯示，自己正與美國消費者產(chǎn)品安全委員會（CPSC）合作進行后續(xù)調(diào)查。
Note7事件使得三星股價遭受重創(chuàng)，創(chuàng)2008年以來的最大跌幅，三星公司可能因此次事故損失近50億美元收入。
那天，一個300多人的Note7維權(quán)群里傳來歡呼，作為群主，張思童松了口氣。
他沒想為全中國的Note7機主出頭，“我為群里那幾百個人出頭就夠了，不管召回這個事情我有沒有功勞，算是給了他們一個交代”。
張思童的維權(quán)群
別人歡呼的時候張思童一度有些孤獨，但一會兒他就想通了，“現(xiàn)在該為自己考慮了”。
他似乎不太擔心錢的事情，當被問到擔不擔心賠償不會變多的問題時，張思童變得有些豁達，“我一年自己能花六、七萬，他能賠我兩三萬，不就也是小半年就沒了？那點錢能有多少？夠我花一輩子么？我只要我應得的”。有人加他好友要給他捐錢，張思童也沒要，他對捐款這個事情還沒有認識清楚，怕別人誤會維權(quán)是因為錢，也怕遇上專門陰他的人。
他更希望三星道歉，“錢不能說不重要，但你必須得道歉。”
對于三星宣布召回中國市場Note7時的道歉，張思童并不滿意
當他被告知三星已有道歉聲明后，張思童掏出自己的備用機——一個壞了喇叭的iPhone5，仔細又讀了一遍別人發(fā)給他的三星召回公告，問，“這也算道歉？”
跨國企業(yè)復雜的匯報線以及不一樣的文化導致了本土經(jīng)理人的自主權(quán)受到制衡，三星中國的態(tài)度明顯延后了，就道歉而言，三星中國地區(qū)也沒有負責人站出來說話，這是張思童對這份道歉不感冒的重要原因。
9月2號，三星移動部門總裁高東鎮(zhèn)公開致歉，但不包括中國地區(qū)
七、代價
如果不是自己的手機炸了，張思童此前算得上出頭的事大概只有“獻血、去敬老院、給老人包包餃子、買買東西、去孤兒院看看孩子”。他覺得人應該要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，“你讓我花幾萬捐款，我做不到，太費力太費錢的事情我干不了”。
不過，張思童可能事先沒有預估到自己此次維權(quán)的難度，“一開始知道有這么難，我可能不會來”。但他還是想證明這件事情還在他力所能及的范疇中，“既然來了，我就不能走”。
張思童同時經(jīng)歷著被夸、被圍觀、被污蔑，當三者綜合作用在一起時，他覺得自己有了種使命感，“不能讓以后后悔，等我有了孩子了，我會對他說，爸爸也干過一件大事”。
出頭是有代價的，他不僅辭了職，也還錯過一個進國企的機會。
作為退伍軍人，張思童可以享受退伍優(yōu)惠政策，學習一段課程后進入國企。課程他已經(jīng)上了一個月，但因為”五天不去自動取消資格“的規(guī)定，這個機會似乎已經(jīng)和他揮手告別了。
他覺得這件事情對不起他媽媽，“家里希望我找個旱澇保收的工作，不用擔心不發(fā)工資，當初我媽讓我得到這個進國企的機會也很不容易”。張思童的家人也不知道他辭了職，只是知道他在接受采訪、在換手機。
更多代價是無形當中付出的，比如實名出鏡，比如被人罵。
張思童是中國Note7炸機機主里第一個實名出鏡的人，“我沒有干壞事為什么要擋著臉呢？不敢露臉的不應該是那些賣這個手機的么？我是受害者，我要是不露臉的話，反而讓人懷疑。”
張思童實名出鏡
10月12號，張思童去了上海的泰爾實驗室，臨行前留言說，他怕這個泰爾實驗室和三星有關(guān)系，檢測出來還是說人為的，“如果真這樣，我只能說，對這個事情失去信心了，只能說我盡力了，我沒有辦法了”。
“你覺得自己是英雄嗎？”36氪問張思童，他只是憨厚地笑了笑，點了根煙，抽了一口說，“我覺得我是個傻子”。
